安史之乱有多残忍(令人震惊的血腥叛乱)

安史之乱对于盛世之下的唐朝来说是一场空前浩劫，民间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哪还有当初的繁华景象。《旧唐书·郭子仪传》所记载安史之乱的场景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虽然这只是史书上简简单单的八个字，但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可是无尽的绝望和极度的恐惧，这种感受我们恐怕很难想象。

作为唐朝命运由盛转衰的关键性拐点，安史之乱仅用了不到8年时间就葬送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百年太平。

对也曾励精图治带领国家走上巅峰的唐玄宗李隆基来说，这场远比想象中更“乱”的安史之乱不仅粉碎了他的一世英名，也让他失去了挚爱之人；而对大唐王朝而言，这场动乱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也远不止王权更迭这么简单。

危机潜伏期——“山雨欲来”的军政乱象

众所周知，一个王朝的统治根基绝非一朝一夕间就能被动摇的。虽然安史之乱的确是压垮大唐盛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早在唐玄宗执政之初，王朝内部的种种积弊就已经逐渐显露了出来。

其一，是边患频发背景下日益衰微的中央军事实力。

受“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思想影响，初唐年间，唐王朝是通过“强干弱枝”政策与府兵制的结合来巩固国内局势的。然而，这种外松内紧的军事布局在武则天、韦后执政时期就已经不再适用了。

随着府兵制逐渐没落，吐蕃、突厥、契丹等国开始了频繁的南下内侵之旅；从开元二年“时契丹和奚与突厥联和，屡为边患”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边境安宁已经成为了威胁李唐政权的一大隐患。

为扭转唐军在对外作战中的不利局面，唐玄宗在即位之初就对国家的军事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将全国兵力重心逐步向边疆转移，而关中地区的守备力量也因此陷入了衰落之中。

在各地节度使获准征召募兵，不断扩充兵力以对抗外敌的同时，以安禄山为代表的一群“野心家”也将藩镇打造为了自己治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据《隋唐五代史》记载：

“东北去中枢较远，奚、契丹虽桀骜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视之教轻，所用节将，惟张守硅出于精选，亦仅武夫，不知远虑，而安禄山遂趁机，盗窃兵权矣。”

由此不难看出，不断壮大的节度使势力已经成为了威胁中央政权的一大军事隐患；尤其是在“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死不闻战声”的大环境下，中央已经失去了与之抗衡的军事实力。

其二，是朝堂内“勾心斗角”的派系之争严重影响了天子对全国形势的把控。

在直言敢谏的一代良相张九龄被唐玄宗罢官免职后，唐王朝内部就陷入一段争权夺利的动荡时期。

随着以李林甫、杨国忠，大将哥舒翰、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一众人走上“勾心斗角”的夺权之路，唐玄宗也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平衡朝堂的权力格局上。

纵观开元天宝年间的朝堂格局，不难发现宰相派与军方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

尤其是在唐玄宗过于宠信安禄山，有意让其入朝为相一事上，一直内斗不休的李林甫跟杨国忠等人甚至都达成了有限共识。

从李林甫以胡人骁勇善战又不善结党营私为名将安禄山“困”在边境节度使任上，不使其进京拜相，到杨国忠多次“预言”安禄山即将造反，甚至与哥舒翰结成“反安禄山同盟”等举动就不难看出，为避免权利被瓜分宰相派对以安禄山为代表节度使的打压是长期存在的。

除文臣武将间的矛盾外，宰相派内部的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尤其是当杨国忠凭着杨贵妃的关系快速蹿升至权力核心之后，他与李林甫间的矛盾也达到了顶峰。

从《旧唐书·李林甫传》的记载来看，热衷党同伐异的李林甫在向在朝政方面还是有一定建树的。

事实上，能做到“中外迁除，皆有恒度”的他是相当看不起杨国忠这种没什么个人能力，仅凭裙带关系上位的庸碌之辈的；而杨国忠也很清楚李林甫欲将自己赶出朝堂的打算，为清除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杨国忠也没少在李隆基面前说李林甫的坏话。

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也让安禄山这类“另有心思”的外臣找到了暗中发展势力的机会；随着政局博弈愈发激烈，中央政权的综合实力也下降了不少。

其三，是唐玄宗“心态”变化所引发的种种社会乱象。

相较于开元初年意气风发、励精图治的治世之君，天宝年间的唐玄宗已经在安逸享乐的生活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这一时期，“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罚，所以惩恶”的官员奖惩制度已基本失效，被精简的宫廷开支也重新恢复到了堪称“奢华”的程度。

据《唐鉴》记载：

“天宝以后，宴安骄侈，倦求贤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顾国体，巧言令色，以求亲昵，人主甘之，薄于礼后于情，是以林甫容其奸。故人君不体貌大臣，则贤者日退，而小人日进矣。”

由此不难看出，逐渐放宽了自我要求的唐玄宗正是种种社会积弊产生的原因之一；毕竟上流社会的骄奢之风正是加剧百姓生活负担的一大“罪魁祸首”。

纵观安史之乱前期唐王朝的军政乱象，不难发现统治阶层的“腐化”是诱发这场动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个“山雨欲来”的时期，王国上下都忽略了藩镇割据的严重后果，安禄山和史思明也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发起了对中央的挑衅。

危机爆发期——旷日持久的“弑父”动乱

如果说十余年的平卢、范阳节度使任期让安禄山拥有了向长安宣战的军事实力，那么他与杨国忠之间的政治博弈则是揭开安史之乱序幕的直接诱因。

从《新唐书》的记载来看：

“国忠寡谋矜躁，谓禄山跋扈不足图，故激怒之使必反。”

由此不难看出，安史之乱之所以会在天宝十四年爆发，是存在一定偶然性的。

安史之乱初期，由于唐玄宗没有认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也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和军事准备，所以当安禄山伙同罗、奚、契丹共20万大军以诛杀杨国忠之名发难时，唐王朝的权力中枢还处于“懵圈”状态。

事实上，即便是已经认识到了安禄山造反的事实，当时并不在任上的几名西北节度使主将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行动。

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七天，长安方面才终于敲定了武力平叛的解决方案，将时任军中要职的封常青、高仙芝、安思顺、郭子仪等人调往平叛前线，希望以此将动乱平息在萌芽状态。

只不过由于安禄山叛军的势力过于强大，唐军这边又出了杨国忠这么个“外行指挥内行”的搅局者，所以几位负责拦截叛军的主将先后死在了安禄山叛军手上，潼关很快陷落，唐玄宗也不得不带着一众大臣与皇室成员逃亡蜀中。

对曾认唐玄宗为父的安禄山来说，这场“弑父”之战的前半程无疑是相当顺利的。

随着整个河北战场被己方攻下，唐玄宗被逼不得不在马嵬坡杀死杨国忠兄妹，大唐的政治中心已经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虽然由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统帅的抵抗力量还在平叛，太子李亨也组织起了一批势力稳定局势，但安禄山本人在洛阳的日子过的还是很滋润的。

问题出在安禄山称王后有意立幼子安庆恩为太子这件事上。对身患恶疾，脾气愈发暴虐无常的安禄山来说，立谁为太子是自己说了算的，但在反唐行动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安禄山次子安庆绪看来，其父的这一举动却着实有些让人齿冷。

为避免大权旁落，安庆绪联络朝中对安禄山不满的那些高官近臣，与他们联手完成了“弑父夺权”。

安庆绪上台后，唐军的主要对手变成了他跟安禄山的旧部史思明。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各地唐军熬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成功守住了各战略要塞，由李亨组织起的平叛力量也将同样走上了“弑父”道路的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叛军消灭殆尽了。

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场旷日持久的安史之乱很像是一场因内乱而起又因内乱而终的“弑父”之战；如果没有唐玄宗对“义子”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大唐王朝可能不用遭遇这场无妄之灾，如果安禄山跟史思明二人的儿子没有因为争权夺利而走上弑父之路，这场战争也可能会给大唐造成更沉重的打击。

从唐史记载来看，安史之乱不仅中断了唐王朝的太平盛世，让国家实力元气大伤，也让唐朝的人口和各项政治制度遭遇了严重冲击。

虽然中唐时期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恢复经济，但已经陷入藩镇割据乱象的大唐盛世却再也回不去了。